秦春华：谁应当做教师？

在一次中学教师培训班上，我向学员们提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是从一开始就想当老师的？没有一个人举手。第二个问题是，那你们为什么又成为教师了呢？答案就比较多了。比较集中的有：为了谋生；高考成绩不高，只能上师范类院校；家里穷，上不起别的大学，只能上免费师范生，等等。我又问了第三个问题，你们已经教了十几年书，现在有多少人是喜欢当老师的？只有四个人举手，不到整个学员总数的二十分之一。三个问题问完，我开始讲课。但直到离开教室，我的脑海里始终回荡着这三个问题和老师们的回答。参加培训的老师来自当地一所小有名气的中学。他（她）们对于自己职业的态度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的中学和小学呢？

我没有做过更详细的调查，不知道目前在中国的1400多万专任教师中，有多少人是真正喜欢做教师的，有多少人仅仅是以此谋生的，还有多少人是完全不喜欢但不得不去当老师的。我不知道，当师范院校招生时，招生人员有没有问过填报志愿的学生：你喜欢当老师吗？我也不知道，当学校招聘教师时，人事部门有没有问过前来应聘的毕业生：你喜欢当老师吗？

今天，中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许多数据已经达到或超过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但教师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似乎越来越差，喜欢从事教育事业的人似乎越来越少。媒体上，经常可见关于校长和教师“虐童”、性侵的报道。教授被称为“叫兽”，专家变成了“砖家”。曾经何其崇高的“天地君亲师”中的“师”，已经演变成了令人厌恶的“眼镜蛇”。从表面上看，人们对教师还算客客气气，但那只不过是因为孩子在学校上学，内心深处又何曾对教师有多少真正的敬重与尊敬呢？等到孩子毕业了，又有多少人还会怀着感恩之心去问候老师呢？“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我们这个民族曾经把知识看得何等神圣，然而，今天我们既不尊重知识，也不尊重传授和创造知识的人——教师，更因此不愿意从事教育工作。“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即便是教师自己的孩子也不再愿意继续教书育人。那些曾经令我们无限敬重的教育世家已经渐渐消失在历史深处。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上个世纪初叶，“打倒孔家店”运动在推翻旧文化的同时，也随之丢弃了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更为沉重的打击则是来自“文革”对学校教育的摧毁。知识分子被打翻在地，成为人人可以踏上一只脚的“臭老九”——这个称谓不由得让人联想起矇昧的元朝——教师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员，自然不能幸免。经过这两次大运动的洗礼，社会已经失去了对知识的敬畏和尊重。即便如此，当年从事教学工作的，还是一批喜欢教书的人。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大批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她）们当中相当一批人成为当地基础教育的中坚力量。在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的悉心调教下，一批有志青年事实上接受了高水平的教育。因此，一旦恢复高考，这批人马上脱颖而出，并且成为改革开放时代建设国家的栋梁之才。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学里农村学生比例比较高，很大程度上是来自这些下放知识分子的贡献。然而，随着“文革”结束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这些具有丰富经验的教师逐批返回城市，他（她）们教过的弟子们也都考入了大学，毕业后不再从事教师工作。因此，和上个世纪中后期相比，广大农村地区的教师水平实际上是下降了。

另一个更为直接的影响则是来自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各类社会群体之间的经济收入差距。微薄的工资不足以吸引优秀的人才投身于教育事业，即使那些原本喜欢教学的人也因为收入低而放弃了做教师的理想。面对这种情况，政府开始加大对师范院校的支持力度，通过“免费师范生”等项目，为教师提供了一系列政策性保障措施，力求保证基础性的教师数量。然而，在教师收入整体偏低的情况下，通过行政手段人为固化教师群体，却进一步阻碍了高素质人才进入教师行列。由此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政府越是对师范院校提供政策性照顾，社会就越会形成对师范院校的歧视性认识，学生就越不愿意报考此类院校，政府就必须进一步加强政策性支持力度。

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教师呢？不是所有的师范院校的毕业生都适合成为教师，也不是只有师范院校的毕业生才能成为教师。在我看来，教育学理论固然重要，但仅仅懂得了教育学理论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够教好书，成为一个好教师。在所有可能影响一个教师是否优秀的因素中，爱孩子应当是首要的一条。一个人如果不喜欢孩子，看见孩子就嫌烦，他（她）怎么可能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呢？很可能孩子还会成为他（她）的出气筒和发泄对象。只有爱孩子的人才会喜欢教书，只有喜欢教书，才会想方设法整天琢磨怎样才能使孩子喜欢学习，帮助他（她）们成长进步，也才能体会到作为教师的成就和快乐。

世界上有两种人，有的人喜欢孩子，也有的人不喜欢孩子。喜欢孩子的可以生好几个，不喜欢孩子的一个也不想要。喜欢孩子的和孩子待在一起总是很开心，也很有耐心，不喜欢孩子的看见孩子就不高兴，听到孩子哭闹就莫名其妙地烦躁。这两种人我们在生活中经常可以见到。同样，世界上有的人喜欢教书，有的人不喜欢教书。喜欢教书的人走进课堂就兴奋，有足够的耐心回答学生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问题；不喜欢教书的人走进课堂就像上了刑场，恨不得早早把50分钟应付了事就可以夹包走人。这两种教师我们在生活中也可以经常见到。

为什么教师一定要选那些真心爱孩子的人呢？这是因为，和医生一样，教师也是非常特殊的职业。这两种职业都不能被视为简单的谋生手段，而必须具有某种超越性的精神吸引力。从事这两种职业的人必须要凭良心和对工作本身的专注痴迷来保证工作质量，否则就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和伤害。因为对他（她）们的监督过于困难从而在事实上无法实现。在企业里，对员工的监督可以凭借业绩。但教师的业绩是学生，学生的成就往往在二三十年后才能显现，又怎么可能在当下判断出教师是否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呢？医生也是一样。医生的业绩是把病治好。但治病就有风险，没有医生可以包治百病。当手术失败的时候，你很难分清楚到底是医生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还是病压根儿就没法治。因此，如果医生不能以救死扶伤为天职，如果病人家属不能对医生有足够的信任，一定会导致医生采取最保守的治疗方案——即使治不好，也不能追究我的责任。最终受害的还是患者。这就是典型的逆向激励。

教师和医生都是天生的从业者。对他（她）们而言，都不宜中途转换职业。除了教书育人和救死扶伤之外，他（她）们不应当再有其他的欲望，任何其他领域都不能构成事实上的诱惑，从工作本身当中他（她）们已经获得了足够的成就感和乐趣。要做就做一辈子：当一辈子老师，做一辈子医生。如果想要当官和挣钱，一开始就不要入行。不要把医生和教师当成跳板，那会玷污这两种职业的圣洁。

正因为如此，人类社会通过两种方式来解决教师和医生的激励问题：对于教师而言，通过严苛的要求选择那些真心喜欢教书的人，为他（她）们提供稳定丰厚的收入，使他（她）们仅仅凭借教书就可以维持相对高水平的生活水准——但也不会太高，因为真正喜欢教书的人用不了太多的钱，这也是甄别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喜欢教书的方式之一——同时，给予教师较高的社会地位，受人尊重，使教师在货币收入之外还能够获得强烈的非货币满足感。为教师提供宽松的外部环境，让他（她）们尽可能从容自由地思考和创造；对于医生而言，通过长时间的专业训练和高成本来甄别出那些真正喜欢救死扶伤之人，为他（她）们提供高额收入，以弥补他（她）们为成为医生而付出的成本，同时可以维持很高的生活水准——这样他（她）们就会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临床和研究上，不需要分出精力去干别的事，并且强制性要求医生立下誓言，用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则约束自己的行为。

今天中国的各类教育机构看上去很像一个缺乏远大理想的企业。在基础教育领域，对教师的业绩考核标准是学生的考试成绩，所以每一个教师都不得不变成拿着皮鞭的监工，要把学生的最后一丝力气都榨出来以获得好的成绩，这样他（她）才会获得更高的收入。至于什么对学生的长远发展有利，怎样才能培养出优秀的创新性人才，已经不再是教师考虑的问题。这样一来，学生和老师的关系在某些情况下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异化：不再是师徒关系，而是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成绩不好的学生被老师弃之如敝履，因为他（她）们对增加教师收入不但毫无价值，反而是巨大的负担。而成绩优秀的学生对老师也没有感激之情。因为他（她）们既痛恨大规模的重复性训练，也很清楚老师关注自己的功利性原因。因此，难怪学生和家长对教师不再给予尊重和敬畏，因为你和他（她）们没有区别——而原来是有区别的。在高等教育领域，对教师的业绩考核是科研论文的发表数量和引用率，教师当然不会把本科生的教学视为最重要的工作。喜欢做科研的人把精力全部投入到科研上，不喜欢做科研也做不了科研的人把精力全部投入到兼课赚钱上，又怎么可能保证本科教学的质量呢？

教师是教育中最核心的因素。没有好的教师群体，就不可能培养出高质量的优秀人才。在教师选任问题上，我们应当进一步拓宽视野，不仅从师范院校招聘“科班出身”的人，也要从综合性大学中招收那些真正喜欢孩子和教学的人。我们已经做出了一些探索，但还不够。在这一点上，也许我们可以借鉴一些美国教育界的有益经验。美国并没有专业化的师范院校，但类似于芝加哥大学这样以教学为使命的顶尖大学却培养了成千上万的杰出教师，奠定了美国教育领先全球的基础。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最著名大学的许多博士因为喜欢“做更有意义的工作”而选择了在中学教书，在“911”之后更成为一种社会潮流。此外，相当多的大学教授——包括众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对基础教育持续投入了巨大的兴趣、热情和精力，大学对此非但没有限制，反而给予了有力支持。至于私立的寄宿制学校，教师的来源则更为多元化，甚至没有资格上的限制要求。这种多样化既给基础教育带来了巨大的活力和宽广的视野，也保证了美国人才培养的高质量。